第五章 没有带走的钱
早上七点半，农机厂家属院的公共水房已经排起了队。
女人们拎着暖壶和搪瓷盆，说话声原本很响，公安的人一进院门，声音便低下去。三号楼二层东户的门紧闭着。昨夜厂保卫科发现杨素芹没有回家，找家属院房管员取了单位留存的备用钥匙，进屋找过人；钥匙用过后已经交回。
许国梁把搜查手续交给蔡福来看过，又请居委会干部和邻居吴嫂做见证。两个人在记录上签名后，锁才被打开。
屋子不大，一间卧室带半间厨房。窗台摆着两盆冻蔫的蒜苗，桌上扣着没洗的饭碗，炉灰里还有烧剩的煤核。床边搭着一条蓝围巾，与财务室里秦淑珍说的那条不同。
暖水瓶里剩着半壶凉水，床上的被子叠得齐整。屋内看不出临时翻找行李留下的凌乱。
墙边的煤筐也装得满满当当。
蔡福来熟门熟路地指向靠墙衣柜：“她常穿的衣服都在这里。厂里女同志东西不好查，我昨晚只开门喊人，看了床底和厨房，没翻柜子。”
衣柜内挂着两件棉袄、一件旧大衣。蔡福来说，杨素芹上班常穿的灰呢外套不在，柜顶那顶宽边毛帽也没找到。门卫见到的正是这身衣着。
陈砚秋把缺失衣物记下。第一项便和杜老栓的证词合上了。
床下有只旧皮箱，锁扣一碰就开。里面压着几封信和一叠折齐的纸。最上面是县医院开的处方，姓名栏写着杨刘氏，药量一月一开，已经连续开了半年。下面还有一张公社介绍信，注明月底到县医院复诊。
弟弟杨建民的来信写得歪斜，先问姐姐身体，又说母亲入冬后咳得厉害，队里分的煤不够。他在信尾算了买药和车费，一共二十七元六角。
皮箱底部夹着几张旧报纸剪页。最大一张印着南方城市的照片，街上有成排棕榈树，标题说的是轻工生产。蔡福来看见后，轻轻吸了口气。
“我说她想往南边去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她在食堂问过，那边厂子招不招女工。”
许国梁问：“什么时候问的，问过几次？”
“秋天吧。具体几次……我听人说过，不止一次。”
吴嫂在门口探头看那张剪页，忽然说：“这不是她拿来包鞋样的吗？”
众人都看向她。
“背面有裁衣裳的图。”吴嫂把纸翻过来，背后果然印着女式上衣裁剪图，边缘还扎着针孔，“她跟我借过尺子，说照着给她娘改棉袄。南边什么的，她就说过一句，这地方冬天冷，要是能去暖和地方住也好。我们谁没说过？”
蔡福来皱了皱眉，没有争辩：“那可能是我记重了。”
陈砚秋把剪页来源另记一行。原先像是出走准备的东西，翻个面便成了一张鞋样纸。可灰呢外套和毛帽确实不见，杨素芹也确实从厂里消失了。
书桌抽屉里找到一本存折。余额四百三十一元，最后一笔是十二月十六日存入三十元。粮票夹在存折下面，省内票、县票都有，数目不少；户口簿、工作证以及贴着照片的职工登记材料都在。
抽屉最里面还有一只布钱包，装着七元八角零钱、两张副食品票和一张修鞋取件条。床头日历在二十二日画了一个圈，旁边写着“娘复诊”。几样东西都不值钱，却像是主人过两天还要照常去取鞋、买菜，再带母亲看病。
秦淑珍从财务科赶来，确认杨素芹平时用的旅行袋、换洗衬衣和洗漱用品都没少。母亲复诊的介绍信也没带走。
她又从床箱里认出一件补到一半的男式棉背心，说是杨素芹给弟弟做的。针还别在线团上，剪刀放在一边。吴嫂说十六日晚她们还商量过领完工资后去供销社买两尺里子布，没人听杨素芹说要出远门。
“她要真走远，不可能什么都不拿。”吴嫂说。
陈砚秋看着存折上的数字。四百三十一元对普通工人不是小钱，可跟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相比，又算不得什么。若杨素芹是突然决定逃，拿了现钱后根本不敢回家收拾，存折和粮票留下也说得通。
他把这层意思低声说了。
周一鸣正在查桌脚下的废纸篓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的想法另记。存折没取、证件没带、衣服没拿，这几项照实写全。”
搜查继续到厨房，没有发现现金，也没有旅行路线或车票。吴嫂被请到公共水房单独问话。她先说杨素芹平日很少带男人回家，犹豫一阵后，又说十七日傍晚听见楼道里有人争吵。
水房里还有两个接过水的邻居。许国梁把人分开问，一人只记得楼道里有脚步声，另一人说听见过男人咳嗽，却连哪一层都说不准。她们都听说了工资失踪，也都能讲出不同版本：有人说杨素芹早买好了火车票，有人说她在厂里有相好。问消息从哪来，最后又绕回早晨排队打水时听见的几句话。
“我在接水，隔着门，听不全。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一个是素芹。男的说什么‘表’，她说‘不能再拖’，还是男的说的，我也记不准。”
“几点？”许国梁问。
“六点左右，也可能早一点。水房人多。”
“男人是谁？”
“像邮电局那个老马。”
“你见到他了？”
“没有，光听声音。”
“以前和他说过话？”
吴嫂摇头，过了片刻又补道：“他送信时喊过名字，我听过。”
许国梁换了个问法：“昨晚以前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声音是马庆元？”
吴嫂不说话了。水龙头没有拧紧，水珠一滴一滴落进铁桶。她最后承认，是今早听人说马庆元死在东桥，又说杨素芹偷钱跑了，才把那个男人的声音想到他身上。
记录里只留下争吵的大致时间和“表”“不能再拖”几个不能完全确认的词。男人身份一栏写着不明。
陈砚秋却在自己的小本上写了“可能因账表争执”。字写完，他又看了一遍。马庆元的右手指有蓝色污迹，杨素芹在财务科管工资表，两人若真为某张表争过，这条线比剪报可靠得多。
临近中午，屋内能开的柜子都查完了。周一鸣走进厨房，看了看墙角的米缸和两个面袋。靠里的白面袋封口已经拆开，表面被人用手压得很平，中间却有一处浅浅的凹陷，边缘粘着新落下的面粉。
他先问吴嫂：“这袋面什么时候买的？”
“月初。还是我跟她一块儿从粮店背回来的。”
“最近见她用过？”
“前天她蒸过馒头。”
蔡福来说，保卫科昨夜进屋后查过灶台和床下。他带的人有没有碰面袋，他不敢替别人打包票，只说自己没动。
许国梁把这段情况记入搜查笔录。见证人重新站到厨房门口，陈砚秋才拿木饭勺，从面袋一侧慢慢拨开。白面松软，下面却有一块地方压得很实。
饭勺探下去，碰到一个用油纸包住的硬角。
女人们拎着暖壶和搪瓷盆，说话声原本很响，公安的人一进院门，声音便低下去。三号楼二层东户的门紧闭着。昨夜厂保卫科发现杨素芹没有回家，找家属院房管员取了单位留存的备用钥匙，进屋找过人；钥匙用过后已经交回。
许国梁把搜查手续交给蔡福来看过，又请居委会干部和邻居吴嫂做见证。两个人在记录上签名后，锁才被打开。
屋子不大，一间卧室带半间厨房。窗台摆着两盆冻蔫的蒜苗，桌上扣着没洗的饭碗，炉灰里还有烧剩的煤核。床边搭着一条蓝围巾，与财务室里秦淑珍说的那条不同。
暖水瓶里剩着半壶凉水，床上的被子叠得齐整。屋内看不出临时翻找行李留下的凌乱。
墙边的煤筐也装得满满当当。
蔡福来熟门熟路地指向靠墙衣柜：“她常穿的衣服都在这里。厂里女同志东西不好查，我昨晚只开门喊人，看了床底和厨房，没翻柜子。”
衣柜内挂着两件棉袄、一件旧大衣。蔡福来说，杨素芹上班常穿的灰呢外套不在，柜顶那顶宽边毛帽也没找到。门卫见到的正是这身衣着。
陈砚秋把缺失衣物记下。第一项便和杜老栓的证词合上了。
床下有只旧皮箱，锁扣一碰就开。里面压着几封信和一叠折齐的纸。最上面是县医院开的处方，姓名栏写着杨刘氏，药量一月一开，已经连续开了半年。下面还有一张公社介绍信，注明月底到县医院复诊。
弟弟杨建民的来信写得歪斜，先问姐姐身体，又说母亲入冬后咳得厉害，队里分的煤不够。他在信尾算了买药和车费，一共二十七元六角。
皮箱底部夹着几张旧报纸剪页。最大一张印着南方城市的照片，街上有成排棕榈树，标题说的是轻工生产。蔡福来看见后，轻轻吸了口气。
“我说她想往南边去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她在食堂问过，那边厂子招不招女工。”
许国梁问：“什么时候问的，问过几次？”
“秋天吧。具体几次……我听人说过，不止一次。”
吴嫂在门口探头看那张剪页，忽然说：“这不是她拿来包鞋样的吗？”
众人都看向她。
“背面有裁衣裳的图。”吴嫂把纸翻过来，背后果然印着女式上衣裁剪图，边缘还扎着针孔，“她跟我借过尺子，说照着给她娘改棉袄。南边什么的，她就说过一句，这地方冬天冷，要是能去暖和地方住也好。我们谁没说过？”
蔡福来皱了皱眉，没有争辩：“那可能是我记重了。”
陈砚秋把剪页来源另记一行。原先像是出走准备的东西，翻个面便成了一张鞋样纸。可灰呢外套和毛帽确实不见，杨素芹也确实从厂里消失了。
书桌抽屉里找到一本存折。余额四百三十一元，最后一笔是十二月十六日存入三十元。粮票夹在存折下面，省内票、县票都有，数目不少；户口簿、工作证以及贴着照片的职工登记材料都在。
抽屉最里面还有一只布钱包，装着七元八角零钱、两张副食品票和一张修鞋取件条。床头日历在二十二日画了一个圈，旁边写着“娘复诊”。几样东西都不值钱，却像是主人过两天还要照常去取鞋、买菜，再带母亲看病。
秦淑珍从财务科赶来，确认杨素芹平时用的旅行袋、换洗衬衣和洗漱用品都没少。母亲复诊的介绍信也没带走。
她又从床箱里认出一件补到一半的男式棉背心，说是杨素芹给弟弟做的。针还别在线团上，剪刀放在一边。吴嫂说十六日晚她们还商量过领完工资后去供销社买两尺里子布，没人听杨素芹说要出远门。
“她要真走远，不可能什么都不拿。”吴嫂说。
陈砚秋看着存折上的数字。四百三十一元对普通工人不是小钱，可跟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相比，又算不得什么。若杨素芹是突然决定逃，拿了现钱后根本不敢回家收拾，存折和粮票留下也说得通。
他把这层意思低声说了。
周一鸣正在查桌脚下的废纸篓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的想法另记。存折没取、证件没带、衣服没拿，这几项照实写全。”
搜查继续到厨房，没有发现现金，也没有旅行路线或车票。吴嫂被请到公共水房单独问话。她先说杨素芹平日很少带男人回家，犹豫一阵后，又说十七日傍晚听见楼道里有人争吵。
水房里还有两个接过水的邻居。许国梁把人分开问，一人只记得楼道里有脚步声，另一人说听见过男人咳嗽，却连哪一层都说不准。她们都听说了工资失踪，也都能讲出不同版本：有人说杨素芹早买好了火车票，有人说她在厂里有相好。问消息从哪来，最后又绕回早晨排队打水时听见的几句话。
“我在接水，隔着门，听不全。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一个是素芹。男的说什么‘表’，她说‘不能再拖’，还是男的说的，我也记不准。”
“几点？”许国梁问。
“六点左右，也可能早一点。水房人多。”
“男人是谁？”
“像邮电局那个老马。”
“你见到他了？”
“没有，光听声音。”
“以前和他说过话？”
吴嫂摇头，过了片刻又补道：“他送信时喊过名字，我听过。”
许国梁换了个问法：“昨晚以前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声音是马庆元？”
吴嫂不说话了。水龙头没有拧紧，水珠一滴一滴落进铁桶。她最后承认，是今早听人说马庆元死在东桥，又说杨素芹偷钱跑了，才把那个男人的声音想到他身上。
记录里只留下争吵的大致时间和“表”“不能再拖”几个不能完全确认的词。男人身份一栏写着不明。
陈砚秋却在自己的小本上写了“可能因账表争执”。字写完，他又看了一遍。马庆元的右手指有蓝色污迹，杨素芹在财务科管工资表，两人若真为某张表争过，这条线比剪报可靠得多。
临近中午，屋内能开的柜子都查完了。周一鸣走进厨房，看了看墙角的米缸和两个面袋。靠里的白面袋封口已经拆开，表面被人用手压得很平，中间却有一处浅浅的凹陷，边缘粘着新落下的面粉。
他先问吴嫂：“这袋面什么时候买的？”
“月初。还是我跟她一块儿从粮店背回来的。”
“最近见她用过？”
“前天她蒸过馒头。”
蔡福来说，保卫科昨夜进屋后查过灶台和床下。他带的人有没有碰面袋，他不敢替别人打包票，只说自己没动。
许国梁把这段情况记入搜查笔录。见证人重新站到厨房门口，陈砚秋才拿木饭勺，从面袋一侧慢慢拨开。白面松软，下面却有一块地方压得很实。
饭勺探下去，碰到一个用油纸包住的硬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