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车把上的皮带
东桥北面的路牌立在河堤拐弯处，车灯还没照到，自行车的后轮先从雪里露了出来。
许国梁让司机停在二十步外。几个人下车后贴着公路边走，没有直接靠近。巡堤人老魏缩在养护班的小屋檐下，怀里抱着一根木棍，见到公安才迎上来。
“我一点多钟从北边回来，看见它就在牌子底下。”他说，“先前那趟，大概十二点，我敢说没有。那地方迎着路，真有车我不会看不见。”
周一鸣问：“碰过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我拿手电照过，连车把都没摸。”
“还有谁见过？”
“养护班的人睡着了。我把他们叫醒，借电话报的信，没让人出来。”
自行车斜靠着路牌，半个车座积了雪，墨绿色车架在灯下发乌。车轮没有陷得很深，像停下不久。锁扣着，钥匙还插在锁孔里，钥匙圈上挂着一小块褪色红布。
车铃朝着公路，脚撑没有放下，全靠车身贴住铁牌。风稍大一些，前轮便左右晃动，说明停车的人并没有仔细安置。
雪地里也没发现摔车留下的长擦痕。
蔡福来绕到正面看了一眼：“是杨素芹的。她每天骑进厂，我认得这个钥匙圈。”
许国梁没让他走近：“光凭钥匙圈不够。”
蔡福来报出车架上的厂内登记号。陈砚秋蹲下照看，数字被泥盖住一半，擦出轮廓后能够对上。车身是永久牌女车，后泥瓦左边有一处旧凹痕，蔡福来也说得出来。
为了把确认做实，蔡福来又回养护班借电话，让厂保卫科查自行车登记簿。电话转了两次才接通，对面值班的人念出车牌、车架号和领用人，逐项都与眼前这辆车相符。陈砚秋把通话时间、接话人姓名一并记下。蔡福来站在旁边，几次想催他们先去追人，最后还是等记录写完。
车把右侧系着一根黄帆布皮带，约两指宽，铜扣已经磨暗。皮带没有绷紧，只打了个松活结，垂下的一头被风吹得轻轻拍击车铃。
陈砚秋一眼便想起马庆元那只失踪的邮包。他伸手前先停住，等照相的人从几个方向拍完，才戴上手套扶正灯光。
“像邮包背带。”他说。
“邮电局的人来认样式。”许国梁在记录上写了疑似二字。
严茂生被从家里叫来时，已近三点。他隔着一段距离看了很久，说宽度、帆布织纹和铜扣都像邮电局配发的背带，可每个投递员用的东西差不多，单看一截断带，认不出是不是马庆元那根。
那根皮带于是被连同活结一起拍照、描画，没有在河堤上解开。
皮带靠近断口的位置有几根毛丝，铜扣眼里塞着冻硬的灰泥，表面没有看见血。陈砚秋量了长度，又在纸上画出活结绕过车把的方向。它既不像骑车时用来捆东西，也没有被猛力扯断后留下的参差边，只能先作为一件来路不明的帆布带处理。
周一鸣站到公路上，朝南北两边各看了一遍。路牌后是空河滩，前面是通往县城和铁路货场的岔口。无论从哪边过来，车灯一晃就能看见自行车。
“停得太露了。”他说，“真想把车藏起来，不会挑这里。”
许国梁用手电照着被雪扫平的路面：“慌起来顾不上挑地方。她也可能到这里才发现不能再骑，扔下车就找别的路走了。”
“有这个可能。”周一鸣说，“两边都查。”
陈砚秋更倾向后一个说法。杨素芹六点四十离开农机厂，骑车到东桥，把从马庆元邮包上弄来的皮带系在车把上。之后若有人接应，她连车锁都来不及开，钥匙留在锁孔也说得通。自行车出现得越靠近桥洞，两个案子之间那段空白就越短。
河堤上的脚印却乱得很。巡堤人的高筒胶鞋印来回两趟，公路养护班白天清雪留下了扫帚痕，还有几串更早的脚印已经被新雪磨平。车旁能辨出的鞋印只有半掌，分不清男女，更接不到岔路上。
许国梁带一人往铁路货场方向查，周一鸣和陈砚秋留下检查自行车。车后架落着薄雪，铁条上有两道陈旧麻绳印，没有新鲜磨亮的勒痕。若曾长时间捆过装现金的厚帆布袋，至少该在积雪或锈面上留下点东西。
蔡福来说：“钱也未必放后面。袋子不大，绑的时间短，或者她背在身上，都可能。”
陈砚秋点了点头。这不算解释不了。
他从前轮查到后轮。两只轮胎沟槽里都是东桥常见的灰黄雪泥，车链上也沾着黑油。灯光扫进后叉内侧时，他看见几粒红褐色硬块，紧贴着铁管。链罩下缘也有，已经干透，没有被今晚的湿雪泡散。
“这里有土。”
周一鸣蹲下来，用白纸接着，以小刀背轻轻刮下一粒。土块落在纸上，碎开后里面仍是暗红色。
陈砚秋去路边挖了一点冻土作比较。东桥一带的土发灰发黄，化开后颜色也浅，和车上的红土明显不同。
“她来东桥以前，还去过别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“先记车上有红褐色附着土，来源待查。”周一鸣将两份土样分开包好，在纸角写下位置和时间。
四点钟后，雪势小了。河堤、货场和通往车站的两条小路被分段查了一遍。陈砚秋沿铁路枕木走出去一里多，手电照过每一处避风的墙根和柴垛。货场夜班装卸工进出频繁，鞋印、车印压成一片；有一串窄鞋印通向站台，追到煤棚便混进人群留下的乱印里，无法证明是谁走的。
货场调度室留着当夜进出车辆的手写表。陈砚秋和门卫对了半个多小时，记下两辆运煤车、一辆送木料的拖拉机和一辆临时进站的小货车。司机不是住在场内，就是已经随货车离开，只能等天亮再逐个找。靠近河堤的岔道没有值守，谁在那里上下车，表上不会留下记录。
他们又问了扳道房和货场门卫。有人记得深夜见过女人，有人说那是穿长棉袄的男人，时间也从十点说到后半夜。问到帽子、车子和去向，没有一个能说清。
天边泛出一点灰白时，许国梁空着手回来。他安排继续查凌晨经过东桥的货车和客货车，又派人守火车站早班车。自行车由两人抬上车斗，车轮、脚蹬和车把分别包好，避免路上再沾泥。
陈砚秋冻得双脚发木，仍觉得方向没有错。找不到连续足迹，可能是雪盖了，也可能是杨素芹在路边上了汽车。红土则说明她在弃车前还有一段没查到的行程。只要把那段路补上，案子就能接起来。
回到县局院里，周一鸣没有让人马上冲洗自行车。他把后叉和链罩上的红土分别刮入纸包，封口签字，又把东桥路边的对照土样单独装好。
“查她往哪儿走。”他把纸包递给陈砚秋，“这辆车怎么到河堤的，也得查清。”
许国梁让司机停在二十步外。几个人下车后贴着公路边走，没有直接靠近。巡堤人老魏缩在养护班的小屋檐下，怀里抱着一根木棍，见到公安才迎上来。
“我一点多钟从北边回来，看见它就在牌子底下。”他说，“先前那趟，大概十二点，我敢说没有。那地方迎着路，真有车我不会看不见。”
周一鸣问：“碰过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我拿手电照过，连车把都没摸。”
“还有谁见过？”
“养护班的人睡着了。我把他们叫醒，借电话报的信，没让人出来。”
自行车斜靠着路牌，半个车座积了雪，墨绿色车架在灯下发乌。车轮没有陷得很深，像停下不久。锁扣着，钥匙还插在锁孔里，钥匙圈上挂着一小块褪色红布。
车铃朝着公路，脚撑没有放下，全靠车身贴住铁牌。风稍大一些，前轮便左右晃动，说明停车的人并没有仔细安置。
雪地里也没发现摔车留下的长擦痕。
蔡福来绕到正面看了一眼：“是杨素芹的。她每天骑进厂，我认得这个钥匙圈。”
许国梁没让他走近：“光凭钥匙圈不够。”
蔡福来报出车架上的厂内登记号。陈砚秋蹲下照看，数字被泥盖住一半，擦出轮廓后能够对上。车身是永久牌女车，后泥瓦左边有一处旧凹痕，蔡福来也说得出来。
为了把确认做实，蔡福来又回养护班借电话，让厂保卫科查自行车登记簿。电话转了两次才接通，对面值班的人念出车牌、车架号和领用人，逐项都与眼前这辆车相符。陈砚秋把通话时间、接话人姓名一并记下。蔡福来站在旁边，几次想催他们先去追人，最后还是等记录写完。
车把右侧系着一根黄帆布皮带，约两指宽，铜扣已经磨暗。皮带没有绷紧，只打了个松活结，垂下的一头被风吹得轻轻拍击车铃。
陈砚秋一眼便想起马庆元那只失踪的邮包。他伸手前先停住，等照相的人从几个方向拍完，才戴上手套扶正灯光。
“像邮包背带。”他说。
“邮电局的人来认样式。”许国梁在记录上写了疑似二字。
严茂生被从家里叫来时，已近三点。他隔着一段距离看了很久，说宽度、帆布织纹和铜扣都像邮电局配发的背带，可每个投递员用的东西差不多，单看一截断带，认不出是不是马庆元那根。
那根皮带于是被连同活结一起拍照、描画，没有在河堤上解开。
皮带靠近断口的位置有几根毛丝，铜扣眼里塞着冻硬的灰泥，表面没有看见血。陈砚秋量了长度，又在纸上画出活结绕过车把的方向。它既不像骑车时用来捆东西，也没有被猛力扯断后留下的参差边，只能先作为一件来路不明的帆布带处理。
周一鸣站到公路上，朝南北两边各看了一遍。路牌后是空河滩，前面是通往县城和铁路货场的岔口。无论从哪边过来，车灯一晃就能看见自行车。
“停得太露了。”他说，“真想把车藏起来，不会挑这里。”
许国梁用手电照着被雪扫平的路面：“慌起来顾不上挑地方。她也可能到这里才发现不能再骑，扔下车就找别的路走了。”
“有这个可能。”周一鸣说，“两边都查。”
陈砚秋更倾向后一个说法。杨素芹六点四十离开农机厂，骑车到东桥，把从马庆元邮包上弄来的皮带系在车把上。之后若有人接应，她连车锁都来不及开，钥匙留在锁孔也说得通。自行车出现得越靠近桥洞，两个案子之间那段空白就越短。
河堤上的脚印却乱得很。巡堤人的高筒胶鞋印来回两趟，公路养护班白天清雪留下了扫帚痕，还有几串更早的脚印已经被新雪磨平。车旁能辨出的鞋印只有半掌，分不清男女，更接不到岔路上。
许国梁带一人往铁路货场方向查，周一鸣和陈砚秋留下检查自行车。车后架落着薄雪，铁条上有两道陈旧麻绳印，没有新鲜磨亮的勒痕。若曾长时间捆过装现金的厚帆布袋，至少该在积雪或锈面上留下点东西。
蔡福来说：“钱也未必放后面。袋子不大，绑的时间短，或者她背在身上，都可能。”
陈砚秋点了点头。这不算解释不了。
他从前轮查到后轮。两只轮胎沟槽里都是东桥常见的灰黄雪泥，车链上也沾着黑油。灯光扫进后叉内侧时，他看见几粒红褐色硬块，紧贴着铁管。链罩下缘也有，已经干透，没有被今晚的湿雪泡散。
“这里有土。”
周一鸣蹲下来，用白纸接着，以小刀背轻轻刮下一粒。土块落在纸上，碎开后里面仍是暗红色。
陈砚秋去路边挖了一点冻土作比较。东桥一带的土发灰发黄，化开后颜色也浅，和车上的红土明显不同。
“她来东桥以前，还去过别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“先记车上有红褐色附着土，来源待查。”周一鸣将两份土样分开包好，在纸角写下位置和时间。
四点钟后，雪势小了。河堤、货场和通往车站的两条小路被分段查了一遍。陈砚秋沿铁路枕木走出去一里多，手电照过每一处避风的墙根和柴垛。货场夜班装卸工进出频繁，鞋印、车印压成一片；有一串窄鞋印通向站台，追到煤棚便混进人群留下的乱印里，无法证明是谁走的。
货场调度室留着当夜进出车辆的手写表。陈砚秋和门卫对了半个多小时，记下两辆运煤车、一辆送木料的拖拉机和一辆临时进站的小货车。司机不是住在场内，就是已经随货车离开，只能等天亮再逐个找。靠近河堤的岔道没有值守，谁在那里上下车，表上不会留下记录。
他们又问了扳道房和货场门卫。有人记得深夜见过女人，有人说那是穿长棉袄的男人，时间也从十点说到后半夜。问到帽子、车子和去向，没有一个能说清。
天边泛出一点灰白时，许国梁空着手回来。他安排继续查凌晨经过东桥的货车和客货车，又派人守火车站早班车。自行车由两人抬上车斗，车轮、脚蹬和车把分别包好，避免路上再沾泥。
陈砚秋冻得双脚发木，仍觉得方向没有错。找不到连续足迹，可能是雪盖了，也可能是杨素芹在路边上了汽车。红土则说明她在弃车前还有一段没查到的行程。只要把那段路补上，案子就能接起来。
回到县局院里，周一鸣没有让人马上冲洗自行车。他把后叉和链罩上的红土分别刮入纸包，封口签字，又把东桥路边的对照土样单独装好。
“查她往哪儿走。”他把纸包递给陈砚秋，“这辆车怎么到河堤的，也得查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