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一万八千元
县公安局值班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。
炉子上坐着一壶水，壶盖被蒸汽顶得轻响。韩世昌没顾上喝，双手撑着桌沿，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。他是农机厂分管后勤的副厂长，四十七八岁，棉大衣肩头湿了一大片。说到第二天早班的工资，他眉间的折痕又深了一层。
“厂里一千多号人，月底就指着这笔钱。今天雪大，我们把取款提前了一天，原定明早七点半按车间发。现在要是找不回来，工人那边没法交代。”
蔡福来把一只硬皮工作本放到桌上。他是厂保卫科长，身材结实，话比韩世昌短：“财务室门没坏，保险柜锁孔有撬痕。杨素芹保管的钥匙不在，人也没回家。厂里已经找过锅炉房、仓库和医务室，没找到。”
许国梁问：“多少钱，怎么来的，谁经的手？”
“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。”韩世昌把数字又报了一遍，“下午杨素芹和会计秦淑珍去银行取的，有回单。回厂后清点过，放进财务室保险柜。”
“最后谁见过她？”
“秦会计。还有门卫杜老栓，说看见她骑车出了厂。”
许国梁把农机厂报案单独记在一页，命案记录仍压在另一只文件夹里。他没有说两件事已经相关，只交代值班员分别登记。
“车站、汽车站先通知，旅店住宿簿连夜查。”陈砚秋说，“她带着这么多现金，真要往外走，拖到天亮就晚了。”
话出口后，他才意识到屋里几个人都看了他一眼。许国梁没否定，只问：“她的照片、衣着、年龄有吗？”
蔡福来马上翻开工作本：“二十九岁，一米六左右，齐耳短发。今天穿灰呢外套，戴宽边毛帽，骑一辆墨绿色女式自行车。照片在厂人事科，我让人找。”
“发内部查控，不对外定性。”许国梁转向值班员，“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国营旅店各派人去，沿途能打电话的公社也通知。查人，先别写卷款潜逃。”
他又把命案和失款案分成两组事项：一边继续查马庆元最后投递路线，一边控制杨素芹可能离县的出口。人员不够，两组暂时互通情况，现场记录各做各的。
周一鸣把棉帽戴上：“先去厂里。看过柜子再说。”
农机厂在县城西南，院墙里几排厂房彻夜响着机器。雪压在锯齿形屋顶上，烟囱吐出的黑烟被风拽向一边。大门口聚着十来个夜班工人，见公安车进来，纷纷让路，却没有散开。
财务室在办公楼二层。会计秦淑珍守在门外，脸冻得发白。她三十多岁，怀里抱着工资表，手指把纸边捏出了毛茬。
“下午四点多，钱从银行取回来，我跟素芹一张张点过。”她说，“她记账，我复核。六点十分我下楼去食堂打水，看见她还在对各车间的工资数。钱装在灰帆布袋里，就放在桌边。六点四十左右我回来，屋里没人，保险柜门合着，可没锁严。”
“为什么当时没找人？”周一鸣问。
“我以为她去厕所，后来又以为她先回家吃饭。今晚厂里加班，她有时候晚些再回来。到八点多还不见人，我去她家问，才知道她根本没回去。”
财务室的门锁完好，窗户从里面插着。两张办公桌并排放，算盘、印台、账册都在原处，没有翻倒。墙上值班表写着铸造、装配、机修三个车间当夜加班，红铅笔圈出的名字密密麻麻。
保险柜立在墙角，深绿色漆面斑驳。锁孔周围有几道亮白划痕，其中一道刮掉了新漆，金属屑还粘在边上。柜门没有关实，拉开后，里面只剩一叠工资名册和几根捆钞纸条。
陈砚秋戴上手套，侧着灯看划痕。痕迹确实新，像有硬物插进锁孔附近撬过。可杨素芹自己的钥匙也不见了。若她拿走钱再留下这些痕迹，似乎是想让人以为外人偷盗；若是别人动手，又是怎样不开门、不惊动满院夜班工人进来的？
他的念头仍落在杨素芹身上。
秦淑珍把现金账翻到最后一页。蓝墨水写着当天取款数，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，下面是杨素芹的签名。银行回单夹在账页里，数额相同，骑缝处盖着章。前后账目衔接正常，看不出临时涂改。
“桌上有没有少东西？”周一鸣问。
“她的饭盒还在，围巾也在。钥匙串平时拴在裤腰上，保险柜和财务室各一把。现在都没有。”
陈砚秋看见墙边挂着那条旧围巾，越发觉得她走得匆忙。钱、钥匙和人同时不见，办公桌没有打斗痕迹，门卫又说看见她骑车离厂——几样东西合在一起，已经很像一条完整的逃跑路线。
楼下门卫室里，杜老栓正往煤炉里添炭。他六十出头，一双眼被烟熏得通红。蔡福来先问：“老杜，你把看见杨素芹出门的事，再跟公安同志说一遍。”
“六点四十，差不多就是那个点。”杜老栓说，“杨出纳骑车从我窗前过去，后车架鼓鼓囊囊的，像捆着东西。我还寻思，这么大雪她也不推着走。”
周一鸣问：“她跟你打招呼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看见脸了？”
杜老栓张了张嘴：“她戴着那顶宽毛帽，压得低。”
“那你看见的是脸，还是帽子？”
屋里安静下来，只剩煤块在炉膛里爆了一声。杜老栓朝蔡福来看了一眼，又低头搓手。
“脸没看清。灰呢外套，宽毛帽，女式车。她平时就那么穿，我就当是她。”
周一鸣让陈砚秋把前一句划去，重新记成：十八时四十分许，门卫见一名衣着与杨素芹相似者骑女式自行车出厂，未看清面部。
蔡福来在旁边叹了口气：“我不是非说她拿钱跑了。可她家里确实困难，母亲常年吃药，弟弟还在乡下。前阵子她问过南边工厂招不招人，说想换个地方过日子。现在人和钱一块不见，车站不封，真怕追不上。”
他说的是查人的理由，没有趁机下结论。韩世昌也只催问工资能否先从银行周转，担心天亮以后工人情绪压不住。
许国梁留下两名厂保卫干事看守财务室，又收走现金账、取款回单和保险柜钥匙登记簿。他让蔡福来交出门卫登记本。蔡福来答应得很痛快，从抽屉里取来，却补了一句：“今晚加班，人进出多。老杜年纪大，偶尔来不及记，但大的人车不会漏。”
“漏没漏，查完再说。”周一鸣把本子装进证物袋。
午夜过后，厂区广播喇叭忽然响了。先是一阵电流杂音，随后传出办公室干事干涩的声音，通知原定早班发放的工资暂缓，各车间照常生产。
走廊和楼梯口很快挤满了人。有人问钱出了什么事，有人说财务室被偷了。消息从一张嘴递到另一张嘴，不过十来分钟，便变成了“杨出纳卷着工资跑了”。一个女工说她早就嫌临河穷，另一个人马上接话，说昨天下午还见她去百货商店买旅行袋。
陈砚秋站在人群外，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并不觉得全是空穴来风。至少在当下，杨素芹比任何陌生人都有条件拿走那笔钱。她有钥匙，知道发薪时间，也熟悉门卫换班。若她在东桥一带碰上马庆元，命案和失款未必完全无关。
这个念头还没有证据，他没写进记录，却也没有把它放下。
一点过几分，门卫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。杜老栓接起后，只听了几句，便举着听筒喊蔡福来。线路那头是巡堤人借公路养护班电话打来的，说东桥北面的路牌下停着一辆自行车，雪已经盖了半个车座。
“什么车？”许国梁接过听筒。
对面说，是一辆墨绿色女式自行车。
车把上，还系着一根黄帆布皮带。
炉子上坐着一壶水，壶盖被蒸汽顶得轻响。韩世昌没顾上喝，双手撑着桌沿，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。他是农机厂分管后勤的副厂长，四十七八岁，棉大衣肩头湿了一大片。说到第二天早班的工资，他眉间的折痕又深了一层。
“厂里一千多号人，月底就指着这笔钱。今天雪大，我们把取款提前了一天，原定明早七点半按车间发。现在要是找不回来，工人那边没法交代。”
蔡福来把一只硬皮工作本放到桌上。他是厂保卫科长，身材结实，话比韩世昌短：“财务室门没坏，保险柜锁孔有撬痕。杨素芹保管的钥匙不在，人也没回家。厂里已经找过锅炉房、仓库和医务室，没找到。”
许国梁问：“多少钱，怎么来的，谁经的手？”
“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。”韩世昌把数字又报了一遍，“下午杨素芹和会计秦淑珍去银行取的，有回单。回厂后清点过，放进财务室保险柜。”
“最后谁见过她？”
“秦会计。还有门卫杜老栓，说看见她骑车出了厂。”
许国梁把农机厂报案单独记在一页，命案记录仍压在另一只文件夹里。他没有说两件事已经相关，只交代值班员分别登记。
“车站、汽车站先通知，旅店住宿簿连夜查。”陈砚秋说，“她带着这么多现金，真要往外走，拖到天亮就晚了。”
话出口后，他才意识到屋里几个人都看了他一眼。许国梁没否定，只问：“她的照片、衣着、年龄有吗？”
蔡福来马上翻开工作本：“二十九岁，一米六左右，齐耳短发。今天穿灰呢外套，戴宽边毛帽，骑一辆墨绿色女式自行车。照片在厂人事科，我让人找。”
“发内部查控，不对外定性。”许国梁转向值班员，“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国营旅店各派人去，沿途能打电话的公社也通知。查人，先别写卷款潜逃。”
他又把命案和失款案分成两组事项：一边继续查马庆元最后投递路线，一边控制杨素芹可能离县的出口。人员不够，两组暂时互通情况，现场记录各做各的。
周一鸣把棉帽戴上：“先去厂里。看过柜子再说。”
农机厂在县城西南，院墙里几排厂房彻夜响着机器。雪压在锯齿形屋顶上，烟囱吐出的黑烟被风拽向一边。大门口聚着十来个夜班工人，见公安车进来，纷纷让路，却没有散开。
财务室在办公楼二层。会计秦淑珍守在门外，脸冻得发白。她三十多岁，怀里抱着工资表，手指把纸边捏出了毛茬。
“下午四点多，钱从银行取回来，我跟素芹一张张点过。”她说，“她记账，我复核。六点十分我下楼去食堂打水，看见她还在对各车间的工资数。钱装在灰帆布袋里，就放在桌边。六点四十左右我回来，屋里没人，保险柜门合着，可没锁严。”
“为什么当时没找人？”周一鸣问。
“我以为她去厕所，后来又以为她先回家吃饭。今晚厂里加班，她有时候晚些再回来。到八点多还不见人，我去她家问，才知道她根本没回去。”
财务室的门锁完好，窗户从里面插着。两张办公桌并排放，算盘、印台、账册都在原处，没有翻倒。墙上值班表写着铸造、装配、机修三个车间当夜加班，红铅笔圈出的名字密密麻麻。
保险柜立在墙角，深绿色漆面斑驳。锁孔周围有几道亮白划痕，其中一道刮掉了新漆，金属屑还粘在边上。柜门没有关实，拉开后，里面只剩一叠工资名册和几根捆钞纸条。
陈砚秋戴上手套，侧着灯看划痕。痕迹确实新，像有硬物插进锁孔附近撬过。可杨素芹自己的钥匙也不见了。若她拿走钱再留下这些痕迹，似乎是想让人以为外人偷盗；若是别人动手，又是怎样不开门、不惊动满院夜班工人进来的？
他的念头仍落在杨素芹身上。
秦淑珍把现金账翻到最后一页。蓝墨水写着当天取款数，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，下面是杨素芹的签名。银行回单夹在账页里，数额相同，骑缝处盖着章。前后账目衔接正常，看不出临时涂改。
“桌上有没有少东西？”周一鸣问。
“她的饭盒还在，围巾也在。钥匙串平时拴在裤腰上，保险柜和财务室各一把。现在都没有。”
陈砚秋看见墙边挂着那条旧围巾，越发觉得她走得匆忙。钱、钥匙和人同时不见，办公桌没有打斗痕迹，门卫又说看见她骑车离厂——几样东西合在一起，已经很像一条完整的逃跑路线。
楼下门卫室里，杜老栓正往煤炉里添炭。他六十出头，一双眼被烟熏得通红。蔡福来先问：“老杜，你把看见杨素芹出门的事，再跟公安同志说一遍。”
“六点四十，差不多就是那个点。”杜老栓说，“杨出纳骑车从我窗前过去，后车架鼓鼓囊囊的，像捆着东西。我还寻思，这么大雪她也不推着走。”
周一鸣问：“她跟你打招呼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看见脸了？”
杜老栓张了张嘴：“她戴着那顶宽毛帽，压得低。”
“那你看见的是脸，还是帽子？”
屋里安静下来，只剩煤块在炉膛里爆了一声。杜老栓朝蔡福来看了一眼，又低头搓手。
“脸没看清。灰呢外套，宽毛帽，女式车。她平时就那么穿，我就当是她。”
周一鸣让陈砚秋把前一句划去，重新记成：十八时四十分许，门卫见一名衣着与杨素芹相似者骑女式自行车出厂，未看清面部。
蔡福来在旁边叹了口气：“我不是非说她拿钱跑了。可她家里确实困难，母亲常年吃药，弟弟还在乡下。前阵子她问过南边工厂招不招人，说想换个地方过日子。现在人和钱一块不见，车站不封，真怕追不上。”
他说的是查人的理由，没有趁机下结论。韩世昌也只催问工资能否先从银行周转，担心天亮以后工人情绪压不住。
许国梁留下两名厂保卫干事看守财务室，又收走现金账、取款回单和保险柜钥匙登记簿。他让蔡福来交出门卫登记本。蔡福来答应得很痛快，从抽屉里取来，却补了一句：“今晚加班，人进出多。老杜年纪大，偶尔来不及记，但大的人车不会漏。”
“漏没漏，查完再说。”周一鸣把本子装进证物袋。
午夜过后，厂区广播喇叭忽然响了。先是一阵电流杂音，随后传出办公室干事干涩的声音，通知原定早班发放的工资暂缓，各车间照常生产。
走廊和楼梯口很快挤满了人。有人问钱出了什么事，有人说财务室被偷了。消息从一张嘴递到另一张嘴，不过十来分钟，便变成了“杨出纳卷着工资跑了”。一个女工说她早就嫌临河穷，另一个人马上接话，说昨天下午还见她去百货商店买旅行袋。
陈砚秋站在人群外，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并不觉得全是空穴来风。至少在当下，杨素芹比任何陌生人都有条件拿走那笔钱。她有钥匙，知道发薪时间，也熟悉门卫换班。若她在东桥一带碰上马庆元，命案和失款未必完全无关。
这个念头还没有证据，他没写进记录，却也没有把它放下。
一点过几分，门卫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。杜老栓接起后，只听了几句，便举着听筒喊蔡福来。线路那头是巡堤人借公路养护班电话打来的，说东桥北面的路牌下停着一辆自行车，雪已经盖了半个车座。
“什么车？”许国梁接过听筒。
对面说，是一辆墨绿色女式自行车。
车把上，还系着一根黄帆布皮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