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雪地车辙
汽车在坡顶打了两次滑，才横着停稳。
许国梁先从副驾驶跳下来，靴筒陷进雪里。他没往桥洞里闯，站在木箱外听周一鸣说完情况，又把随车来的四个人叫到一处。
“小赵守南口，不许闲人进旧路。老方带照相机，先拍入口和尸体，没拍完谁也别动。小孙去道口借电话，通知邮电局值班人到县医院，再问清马庆元今天几点出班。剩下一个跟我找车辙。”
他说得快，手上也没停，取出卷尺递给陈砚秋：“你发现的？”
“刚发现。”
“从哪儿起，到哪儿断，先带我走一遍。”
陈砚秋接过卷尺，心里那点被雪压住的热劲又冒了出来。许国梁只比他早到县局几年，到了现场却像知道每个人的手该放在哪儿。他不愿只站在旁边递东西，便把光压得很低，一寸寸找轮迹边缘。
旧路上的积雪本来平整，汽车倒进桥洞外的空地后，留下两道弧线。左轮印深，右轮印浅；转弯处更明显，左边的雪被轮胎挤成一条硬脊，右边只剩模糊花纹。
陈砚秋在纸上画下桥洞、旧路和车辙的位置，每隔一段标出宽度。铅笔受潮，划出的线时浓时淡，他便用小刀削去一截，再接着画。许国梁让他把测量起点钉死在南侧第二根桥柱上，免得天亮雪化以后，纸上的数字找不到实地落点。
“轮距一米四上下。”许国梁蹲着量完，往县城方向看，“像小货车，也可能是改过的客货车。右胎气不足，或者载重偏一边。天亮就把县城的车过一遍。”
“先把这里固定住。”周一鸣说，“雪不停，最后见到死者的时间也得马上问。”
许国梁点头：“两头一起办。”
他们沿轮迹往回找，在靠近尸体的一侧看见两组交叠的人脚印。一组鞋印宽大，后跟磨平；另一组略窄，前脚掌外缘缺了一小块，印在雪上像被咬掉一弯月牙。
老方支好三脚架。闪光灯第一次炸亮时，桥洞里每一块石头都白了一瞬，尸体的影子直贴到墙上。陈砚秋本能地别开眼，又马上转了回来。
“石膏什么时候到？”许国梁问。
“局里仓库锁着，已经找保管员去了。”
雪花正落进脚印，月牙缺口的边已经开始发软。等不得。许国梁让陈砚秋报数，自己测鞋印长宽和步幅；周一鸣铺开记录纸，把缺口的位置描下来。老方从正上方和侧面各拍两张，又在旁边放了一盒火柴作比例。
拍完，几个人用两只木箱轻轻罩住最清楚的脚印，箱沿落在无痕的新雪上，再拿枕木挡风。没有人敢说这样一定能留住，只能把能做的先做完。
移开死者前，周一鸣让陈砚秋从近处再查一遍双手。左手的黑线手套没有破，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腹却染着一点蓝色，颜色很淡，顺着指纹沟嵌进去。
陈砚秋用灯照着：“像盖戳的印油。”
周一鸣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擦过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闻过？”
“也没有。”
“那就写右手食指、中指有蓝色污迹，未检。别让你的笔比检验结果跑得快。”
陈砚秋把“印油”两个字咽了回去，在本上另起一行。他忽然想起桌上那张被自己写坏的户籍卡。墨水也是蓝黑色，可眼前这点蓝究竟是什么，隔着冷硬的皮肤，谁也说不准。
十点前后，尸体用担架送到县医院。临时停尸间原是后院一间空仓房，窗缝塞着旧报纸，屋内一盏白炽灯吊得很低。医院没有专职法医，值夜班的外科医生沈兰被请来协助初检。
她在白大褂外罩了件旧棉衣，进门先问现场记录是否齐全，又让搬运的人说明担架抬入时尸体姿势有没有变化。听完，她才戴上胶皮手套。
陈砚秋站在灯下替她记录。沈兰拨开死者后脑被血黏住的头发，看得很慢。
“这里一处，边缘较整，创口窄。”她用棉签隔空指示，“靠上一处，形状不规则，周围挫伤更宽。两处形态不同。”
许国梁问：“摔一次能不能摔出两处？”
“只凭现在看见的，不能这么定。一次碰撞后再磕到别处，或者受到不止一次外力，都有可能。要进一步检验。”
“死亡时间呢？”
沈兰摸了摸尸体关节，又查看衣着受冻情况：“雪夜、桥洞、又经过搬动，降温会受影响。我只能先给范围，不能精确到几点几分。你们拿最后活动时间来逼一个钟点，那个钟点也不会因此变准。”
她说话没有抬高声音，陈砚秋却把最后一句记得格外清楚。他原本已经在本子上空出一栏，等着填一个确切时刻，只好把那道空栏轻轻划掉。
初检结束后，邮电局投递组长严茂生赶到了医院。他四十来岁，棉帽没戴正，一进停尸间便摘下来攥在手里。只看了一眼，他的肩膀就塌下去。
“是马庆元。”
周一鸣没有立刻叫陈砚秋落笔：“凭什么确认？”
严茂生愣了一下，才逐项说出马庆元左眉尾的旧伤、右手虎口的烫疤，还有蓝棉袄内襟缝过的两道白线。沈兰按他说的位置查过，都能对上。
“衣物和随身品还要你们单位出清单。”周一鸣说，“人认得不错，手续也得走完。”
严茂生点头，眼圈发红。他想再靠近，被沈兰伸手拦了一下，便站在门边不动了。
周一鸣独自在床尾站了一会儿。灯光照着马庆元灰白的脸，也照着他棉帽边沿化开的雪水。陈砚秋听冯老六说过，他们认识。周一鸣却没再叫那声“老马”，转身时只吩咐：“去邮电局，把他今天带出的东西核清楚。”
邮电局值班室的炉火已经熄了。严茂生重新生起火，打开铁皮柜，取出当日投递交接簿。纸页上有马庆元的签名，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分。
“东片线，普通信件、报纸、汇款通知。”严茂生用冻僵的手指沿表格往下点，“还有两封挂号信，都登记了编号。一封寄县中学，下午已经签收；另一封寄农机厂家属院，收件人韩世昌，还没投出去。”
“邮包呢？”许国梁问。
“黄帆布包，单位配发。出班时他背走了。”
“自行车？”
“邮政车，墨绿色，前梁刷着‘临河邮电’。也没回来。”
严茂生说，傍晚雪大，投递员晚归并不稀奇。值班的人以为马庆元在哪个村避雪，打算再等一阵，没想到先等来了公安。
陈砚秋按周一鸣交代，把姓名、衣着、邮包、身份牌、自行车和邮件分别列开。普通信件数目只能按出班簿核，汇款通知有底联；两封挂号信中，县中学那封已签收，寄给韩世昌的那封尚未投递。他在其余失物后面逐项写下“去向未明”。
最后一行刚写完，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脚步。两个穿深色棉大衣的男人带着满身雪气进门，问清公安的人在这里，其中年长那个赶紧递上工作证。
“我是临河农机厂副厂长韩世昌，这是保卫科长蔡福来。”他喘了口气，“我们厂出了事，得马上报案。”
许国梁收起交接簿：“什么事？”
“明早要发的工资，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块钱，全不见了。”韩世昌说，“出纳杨素芹，也找不到了。”
许国梁先从副驾驶跳下来，靴筒陷进雪里。他没往桥洞里闯，站在木箱外听周一鸣说完情况，又把随车来的四个人叫到一处。
“小赵守南口，不许闲人进旧路。老方带照相机，先拍入口和尸体，没拍完谁也别动。小孙去道口借电话，通知邮电局值班人到县医院，再问清马庆元今天几点出班。剩下一个跟我找车辙。”
他说得快，手上也没停，取出卷尺递给陈砚秋：“你发现的？”
“刚发现。”
“从哪儿起，到哪儿断，先带我走一遍。”
陈砚秋接过卷尺，心里那点被雪压住的热劲又冒了出来。许国梁只比他早到县局几年，到了现场却像知道每个人的手该放在哪儿。他不愿只站在旁边递东西，便把光压得很低，一寸寸找轮迹边缘。
旧路上的积雪本来平整，汽车倒进桥洞外的空地后，留下两道弧线。左轮印深，右轮印浅；转弯处更明显，左边的雪被轮胎挤成一条硬脊，右边只剩模糊花纹。
陈砚秋在纸上画下桥洞、旧路和车辙的位置，每隔一段标出宽度。铅笔受潮，划出的线时浓时淡，他便用小刀削去一截，再接着画。许国梁让他把测量起点钉死在南侧第二根桥柱上，免得天亮雪化以后，纸上的数字找不到实地落点。
“轮距一米四上下。”许国梁蹲着量完，往县城方向看，“像小货车，也可能是改过的客货车。右胎气不足，或者载重偏一边。天亮就把县城的车过一遍。”
“先把这里固定住。”周一鸣说，“雪不停，最后见到死者的时间也得马上问。”
许国梁点头：“两头一起办。”
他们沿轮迹往回找，在靠近尸体的一侧看见两组交叠的人脚印。一组鞋印宽大，后跟磨平；另一组略窄，前脚掌外缘缺了一小块，印在雪上像被咬掉一弯月牙。
老方支好三脚架。闪光灯第一次炸亮时，桥洞里每一块石头都白了一瞬，尸体的影子直贴到墙上。陈砚秋本能地别开眼，又马上转了回来。
“石膏什么时候到？”许国梁问。
“局里仓库锁着，已经找保管员去了。”
雪花正落进脚印，月牙缺口的边已经开始发软。等不得。许国梁让陈砚秋报数，自己测鞋印长宽和步幅；周一鸣铺开记录纸，把缺口的位置描下来。老方从正上方和侧面各拍两张，又在旁边放了一盒火柴作比例。
拍完，几个人用两只木箱轻轻罩住最清楚的脚印，箱沿落在无痕的新雪上，再拿枕木挡风。没有人敢说这样一定能留住，只能把能做的先做完。
移开死者前，周一鸣让陈砚秋从近处再查一遍双手。左手的黑线手套没有破，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腹却染着一点蓝色，颜色很淡，顺着指纹沟嵌进去。
陈砚秋用灯照着：“像盖戳的印油。”
周一鸣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擦过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闻过？”
“也没有。”
“那就写右手食指、中指有蓝色污迹，未检。别让你的笔比检验结果跑得快。”
陈砚秋把“印油”两个字咽了回去，在本上另起一行。他忽然想起桌上那张被自己写坏的户籍卡。墨水也是蓝黑色，可眼前这点蓝究竟是什么，隔着冷硬的皮肤，谁也说不准。
十点前后，尸体用担架送到县医院。临时停尸间原是后院一间空仓房，窗缝塞着旧报纸，屋内一盏白炽灯吊得很低。医院没有专职法医，值夜班的外科医生沈兰被请来协助初检。
她在白大褂外罩了件旧棉衣，进门先问现场记录是否齐全，又让搬运的人说明担架抬入时尸体姿势有没有变化。听完，她才戴上胶皮手套。
陈砚秋站在灯下替她记录。沈兰拨开死者后脑被血黏住的头发，看得很慢。
“这里一处，边缘较整，创口窄。”她用棉签隔空指示，“靠上一处，形状不规则，周围挫伤更宽。两处形态不同。”
许国梁问：“摔一次能不能摔出两处？”
“只凭现在看见的，不能这么定。一次碰撞后再磕到别处，或者受到不止一次外力，都有可能。要进一步检验。”
“死亡时间呢？”
沈兰摸了摸尸体关节，又查看衣着受冻情况：“雪夜、桥洞、又经过搬动，降温会受影响。我只能先给范围，不能精确到几点几分。你们拿最后活动时间来逼一个钟点，那个钟点也不会因此变准。”
她说话没有抬高声音，陈砚秋却把最后一句记得格外清楚。他原本已经在本子上空出一栏，等着填一个确切时刻，只好把那道空栏轻轻划掉。
初检结束后，邮电局投递组长严茂生赶到了医院。他四十来岁，棉帽没戴正，一进停尸间便摘下来攥在手里。只看了一眼，他的肩膀就塌下去。
“是马庆元。”
周一鸣没有立刻叫陈砚秋落笔：“凭什么确认？”
严茂生愣了一下，才逐项说出马庆元左眉尾的旧伤、右手虎口的烫疤，还有蓝棉袄内襟缝过的两道白线。沈兰按他说的位置查过，都能对上。
“衣物和随身品还要你们单位出清单。”周一鸣说，“人认得不错，手续也得走完。”
严茂生点头，眼圈发红。他想再靠近，被沈兰伸手拦了一下，便站在门边不动了。
周一鸣独自在床尾站了一会儿。灯光照着马庆元灰白的脸，也照着他棉帽边沿化开的雪水。陈砚秋听冯老六说过，他们认识。周一鸣却没再叫那声“老马”，转身时只吩咐：“去邮电局，把他今天带出的东西核清楚。”
邮电局值班室的炉火已经熄了。严茂生重新生起火，打开铁皮柜，取出当日投递交接簿。纸页上有马庆元的签名，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分。
“东片线，普通信件、报纸、汇款通知。”严茂生用冻僵的手指沿表格往下点，“还有两封挂号信，都登记了编号。一封寄县中学，下午已经签收；另一封寄农机厂家属院，收件人韩世昌，还没投出去。”
“邮包呢？”许国梁问。
“黄帆布包，单位配发。出班时他背走了。”
“自行车？”
“邮政车，墨绿色，前梁刷着‘临河邮电’。也没回来。”
严茂生说，傍晚雪大，投递员晚归并不稀奇。值班的人以为马庆元在哪个村避雪，打算再等一阵，没想到先等来了公安。
陈砚秋按周一鸣交代，把姓名、衣着、邮包、身份牌、自行车和邮件分别列开。普通信件数目只能按出班簿核，汇款通知有底联；两封挂号信中，县中学那封已签收，寄给韩世昌的那封尚未投递。他在其余失物后面逐项写下“去向未明”。
最后一行刚写完，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脚步。两个穿深色棉大衣的男人带着满身雪气进门，问清公安的人在这里，其中年长那个赶紧递上工作证。
“我是临河农机厂副厂长韩世昌，这是保卫科长蔡福来。”他喘了口气，“我们厂出了事，得马上报案。”
许国梁收起交接簿：“什么事？”
“明早要发的工资，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块钱，全不见了。”韩世昌说，“出纳杨素芹，也找不到了。”